我們應將著力點放在犯錯者能否如實地面對錯誤,勇於承擔、負責,而不是要讓他們永不得翻身——劉北元專訪(上)

邀訪訊息發送後,很快便收到回覆:「謝謝您的邀訪,我非常樂意……」

說真的,一開始沒什麼特別的感覺,只是迅速敲好時間地點……直到見到他,我才真正意識到站在我面前的,是那位身分飽受爭議的劉北元。簡單的白色襯衫、金絲框細邊眼鏡,知性斯文的形象,一點也沒有刻板印象中律師給人高不可攀的距離和壓迫感……

那個疑問再次浮現出來。

「為什麼會願意接受有願的採訪?」

「其實你們是我參與國是會議後,第一個答應接受深訪的媒體。」劉北元道,「感謝你們為更生人、為矯治教育所盡的心力。」


2007年8月23日下午,曾是保險法知名律師的劉北元,當街手刃張姓女友20餘刀致死,逃逸後主動出面自首,並以全數身家財產近千萬元與張女家人和解。法官判處12年有期徒刑定讞,期盼出獄後能為社會所用,劉北元於2014年12月假釋出獄。

2017年2月,劉北元受邀擔任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五組「維護社會安全司法」委員。

「讓殺人犯當司改委員?」、「台灣司法崩壞!」、「知法犯法,人命代價這麼輕嗎?!」劉北元相關新聞頁面下,不斷出現這樣的討論,社會厲聲質疑:「給犯錯人一次機會,那誰給受害者再一次機會!?」

不可否認的,無論是訪問前後,甚至撰稿時,這些聲音從未在我腦海中散去,它是社會通念中一股龐大的聲音,不義、有罪,畢竟「殺人犯」三個字消耗了太多的社會信任,大家都在怕,怕自己或身邊的人成為下一個受害者,正義、恐懼、不安,台灣社會積聚一股強大的憤怒,迫切地想要消除這種不安全感。

劉北元自然逃不過這些聲音,如今司改委員的身分,更讓他的過去再一次被攤在放大鏡下檢視……

「這個問題我天天都在面對。社會在問、媒體在問,我也在問……」劉北元坦承道,儘管語氣平和,但仍難掩緊張。

他探頭看了一下我帶去的資料,不斷在「為什麼會成為司改委員?」幾個字上來來回回劃著,每劃一下就像把自己再一次於社會大眾前切開;每劃一下都在考驗著他背負過去錯誤的勇氣力量

他想了很久,才又繼續道:「這個問題,也許挑選出我的委員會和我們社會最後才會知道答案。但我可以先回答的是,獄政改革是我願意去付出、去著力的地方。我是法律人,而我也曾經待在那裡,我知道受刑人真正經歷些什麼……」

人權?先恢復人格、人道,才能談人權
國是會議名單曝光後,劉北元推掉所有媒體採訪,正職工作外,便是跟著更生團契回到監獄傳遞福音,同時走訪各司法專家,盡全力規劃獄政改革方向。他談到,台灣目前教誨師與受刑人的比例,已超過1:300,在受刑人越來越多的情況下,教化工作只能仰賴民間等教誨志工團體協助,然而這終究不是長遠之計。

「教化的工作,是需要國家的力量下去推動的。我們都明白,要減少犯罪人數,得先從避免受刑人出獄後,又回流進來,才能解決這個問題。」劉北元道。

「如何避免?」我問。

從『恢復人格』開始。」劉北元將手攤開來,看著自己的掌心,「我還在獄中時,上面的長官問我,『北元,你覺得犯人有名譽可言嗎?』我回答為什麼沒有?」

「那你覺得呢?」劉北元問我。

我思考了很久,發現自己無法回答這個問題。

他沒等到我的回答,接著說:「上面的長官斬釘截鐵地回答,當然沒有。」

南非新憲制定者奧比‧薩克斯曾說,社會輿論不能影響公眾政策,任何一個公眾政策,都不能以輿論支持為理由,剝奪任何族群的基本權益。

沒有名譽的人,是被社會放逐的。現今在獄中的受刑人,受限的不僅是自由、人權,最重要的是『失去了人格』,在社會大眾的眼光中,他們連人的資格都沒有,也因為這樣的眼光和冷漠,沒有人相信他們還有『身而為人』的價值。」劉北元說道。

只有當一個人被當作「人」看待時,談人權才有意義,現在談受刑人的人權,都還太奢侈了。

獄中的生活,冬寒夏熱,一個監籠就那麼大,六個人還得繼續劃分活動範圍,為了多五公分的睡覺空間,大打出手;所有人共用一桶水,如果當天有獄友拉稀,不僅室內惡臭不堪,沖洗後所剩的水量,更是造成下一次衝突的原因;獄門最下方的送餐口,對待受刑人的方式,就像餵食牲畜那般……我們的監獄將種種基本的生存方式與條件,做為懲戒的一種方式,要達到標準才能換取積分,有了積分才有種種的「獎勵」。

從監獄空間、條件限制到種種「去人格」的對待,劉北元描述的情景,無一不反應著在獄中生活的,僅僅只是一個又一個的「代碼」,而不是跟我們一樣有血有肉的人。

這麼一來,他們也會覺得既然我已被社會放棄,我還有什麼希望?何必還要向善、何必談什麼依循社會規矩?這是一種沒有人格、人道,對人生徹底的絕望,這種情況,是談不上什麼自我救贖或人權的。這也是為什麼出去的『同學』,又會頻繁回來的原因。」劉北元說道。

「為什麼用『同學』這個稱呼?」我問道。

「習慣了。」他道。雖然已經出獄,但從未忘記過裡面的生活,那是一輩子的烙印。劉北元稱呼他們叫「同學」,也是他寄予的期望,每一位弟兄都是「同學」,大家一起重新學習成為一個「人」。

先恢復他們做人的尊嚴,再教導他們身而為人的價值,這就是我現在最想做的:『人格恢復』與『人道待遇』。只有這樣,我們才能讓受刑人相信他們的人生還能翻轉,一個人一旦失去了身而為人的認同與價值,教化工作也會跟著失敗……

「其實我想做的、與這個社會一起做的、為同學們做的,僅僅是先『恢復人格』而已。」劉北元道,「我所提出的建議,並不是為同學們爭取冷氣或彈簧床,而是在最基本的生活條件、生活需求上做調整。而我提出的司改方向,也並非要與現有的司法制度為敵,同樣是為了整體社會的安全而努力。」劉北元強調道,「而現今司法制度最大的問題,是我們應將著力點放在犯錯者能否如實地面對錯誤,勇於承擔、負責,而不是要讓他們永不得翻身。

「我們需要修復,而非報復。如果只是以強制的手段或自由的限制,來遏止犯罪,那麼犯罪者肯定也會再找到其他的方式,試圖繞過、規避這些處罰。唯有讓受刑人真心地反省、悔改,打從心裡認知到自己『所犯錯誤的重量』,這才有用。」(文/有願文化編輯 吳元晴)

【延伸閱讀】
自犯案那天起,我的人生經歷就屬於社會——劉北元專訪(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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